研究设计
Tsui区分了在研究中国管理和组织中的“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两种方式。“由外而内”的方式“是指直接把一个通常研究的问题，或者一个熟悉的现象引入中国情境”。这个方式希望在中国情境下应用并检验现有的理论，以发展出一个更好的理论，使之能够在与世界其他地方作对比的同时解释中国管理现象。这符合Whetten的建议，认为我们应该开展“国外理论中情境敏感性的应用”以使“这个理论更具有情境敏感性……因此，通过将理论系统性地应用到新的情境中，它们的情境范围将得到扩大，并且它们的解释效用会随之提升”。
追随“由外而内”方式的学者，“通过研究在西方情境下、并被西方学者所熟知的现象，而将新情境的新颖性(在本文中即中国)与西方读者所熟悉的文献联系起来”。这说明了一项聚焦于一个特定课题的研究设计，例如决策制定及其比较研究(如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理想性地将那些在特性上“非国家”性的变量如组织规模保持为常量或者说控制住。至今为比许多在这个层而上进行的研究中的问题是，所应用的理论不具有情境性，理所当然的，它对情境也就不敏感。因此，中国和其他国家比较的实证研究一般没有将相应的研究设计的情境变量考虑进来，而是将情境作为对所发现的差别的事后分析。准确地说，一个“由外而内”的方式实际上需要更广泛的理论框架和更严格的研究设计。它需要一个焦点现象的理论，这个理论能够把国家情境的特性作为潜在的预测变量，或者作为一个调节它们和一个允许对不同情境进行评估的研究设计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只有通过这种设计方法，对中国管理的研究才能对中国管理理论做出贡献，而该理论是嵌入在一般管理理论中的。
相反的，“由内而外”的方式，是从“识别对中国企业、管理者和员工来说独特的或至少是重要的那些问题开始的，即使这些现象可能对该情境外的学者来说是陌生的”。这个方法只能作为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现象进行对比的次级阶段。“由内而外”的方式主要的目的是考察那些对中国来说可能是特殊的现象，或者说至少是用真正的中国语言才能使得这些现象得到理解。在同意Whetten关于情境敏感性观点的重要性的同时，对于他认为情境能够通过起源于外国的理念和理论而得到解释的观点，提倡“由内而外”的学者几乎肯定会质疑他的观点的恰当性。这些“由内而外”的拥护者指出了国家情境的整体本质，而这些情境是从文化、历史和物质环境的特定的相互作用中发展出来的，并且他们因此怀疑起源于国外的理论是否能够解释这些独特的形态，尤其是当这些理论聚集在单一类别的解释(比如交易成本)，或者起源于一个单独的学科的时候(如社会心理学)。
对于评估情境，在对比较指标的依赖(经常是先行设计的)上，“由内而外”的方式因此比典型的“由外而内”的方式走得更远。“由内而外”的方式要求对中国和它的规范和制度的微妙性有深入的认识。它要求在这个国家中经历一定的时间，理想的状态下要通过对组织内部的观察和与其内部员工的谈话来进行扎根研究。这种方式的潜在贡献是发现在非中国文献中没有发现的现象和/或被非中国的学者认可的、在中国情境下作用不相同的现象。对于“由内而外”的方式来说，所要求的研究设计是更全局和更定性的。其对深度和广泛性的要求是很费资源和时间的，甚至只能应用到一个国家。一个更大的挑战从这个事实中而来:“由内而外”方式的外部意向也要求有一些中国以外的比较，目的是确认或者反驳在中国情境与其他地方发现的现象是不同的这个假设。这些差异的程度和本质也能够对国外理论的理念和解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包含中国的管理有一定的评估。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同时拥有二级单位的组织可能为这样的疑问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场景，因为他们不仅提供了紧密的和具体的理解，并且可以在其他权变变量几乎不变的情况下，进行跨国比较。
比较性测量
“中国管理理论”和“管理的中国理论”视角都要求在将其管理系统周围的情考虑进来的同时，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跨国比较。换言之，“内部的”和“外部的”无论对哪个理论来说都不能被忽视。在寻求检查现有理论是否可以应用于中国时，中国管理理论开始于一种天生的比较和“由外而内”的位置。它必须将情境特性考虑进来，这些特性可能作为自变量或者其他因果过程(如权变理论提出)的调节变量。管理的中国理论，按照定义来说，是由那些被认为独特的中国情境形成的。但是，对这种声称的国家性的独特性做一项有效性的检查，需要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态度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这意味着，不论我们采取了哪种方法，为提高我们对中国管理的知识和理解所进行的研究设计不但需要对情境敏感，而且也要对情境进行比较。但是，跨国的比较而临着很多己经广为人知的挑战，其中最困难的是概念对等性和测量对等性的问题。
保持此对等性的困难来自于理论上和文化上的多元性。从管理上来讲，相关的概念在不同理论传统的论述中被定义得不同，或者是管理学的、政治学的、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同样地，相同的名词在不同的文化和国家管理传统下可能会有多元化的含义。比如，在心理学中，“控制”的概念经常代表自我限制，而在社会学中它经常表示外部的限制。美国的管理者可能倾向于从控制性的规范角度来理解这个概念，而在其他的社会中，它可能会更一般地被理解为支配服从的能力。
因此，概念术语是相对于不同的理念体系来说的，包括文化，暗示着标准的操作性维度在不同的国家里容易产生不同的解释，而比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所做出的。由此得到逻辑上的结论，由本地文化和语言含义的细微差别所形成的解释性的挑战对于我们介入跨国组织研究的能力产生了根本性怀疑。当实施国际性的比较研究时，因为我们依赖于概念上的一致性和对等性，这的确产生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在国家情境中进行的针对管理和组织的对比性研究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但首先，我们能够进行有效的比较吗?
向前推进的一种方法在于将不对称的概念解析为其组成维度或成分。当这些成分的组合可以定义一个特定社会或情境中独特构念的时候，这些成分本身就不能被认为是不可比较的。组织的比较研究，比如先前提到的Aston项目，在这个方而是有教育意义的。那些区分不同活动圈的组织形式—商业、公共部门、职业人员、制造业、服务业或其他—以及那些影响他们的国家传统，都被广泛地认为是独特的。作为一种形态或者完形，每一种形式都是独特的，但是也己经同样证实，它们可以通过一种在事实上让它们的独特性本质更精确的方法来进行比较。对于形成组织形态因素的理论来说，这种比较也会对其发展和检验有所帮助。这即是Aston项目在1960年代所发展的一个比较组织架构的方法。Aston项目的成员从之前的，比如Thompson等作者所提出的概念化中提炼出了比较性的维度。这些维度的操作化形成一个单独的、广泛的、详细的目录使得一系列独特的组织形态能够被辨识出来，并且促进了对组织变量及其情境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更精确的探索。使用的方法是为了解构如组织结构等特性，形成不同的维度，不同类型的组织可以据此打分。因此，组织结构被解构为集权化、专业化、正式化、标准化和形态化(外形)等维度成分。在对不同权变情境的比较上使用了一项相似的方式。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管理和组织的一个方而是人际关系的质量(研究者最经常称其为中国所特有的)。研究经常依赖于隐含的和高度私人化的关系，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组织行为和商业贸易的特质。对于这些关系及其中的互惠规范，中国社会己经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术语—关系guanxi。但是，更深入的研究认为，其他社会拥有相对简单的关系系统，而这些形成了当地的社会资本。巴西有，匈牙利有，俄国有，而且在
美国、日本和其他地方有好哥们网。因此，虽然不同的情境己经演化出了它们自己独特的概念，我们仍然需要问，它们所描述的现象事实上到底有多大不同。并且，虽然存在着文化独特性的现象，但它们能够进行有效的比较吗?
如果我们检查上述的关系理念，中国的关系现象好像并不是独特的。每一个理念都描述了一个具体关系的几个特点，而它们是可以比较的，包括:1.基于血缘、社团、宗教、共同的教育和其他的社会联系所形成的关系;2.它是非正式的、“不留记录的”、私人的、“规则之外的”;3.它传达共同利益和好感;4.它是有时间积累的、并且是通过利益的互惠达成的;(衬它通过相互信任得以维持;5.它能够通过官僚体制和其他制度障碍的存在而得到激励。这些特点和其他的特点无疑在形式上存在差异。不过，把它们每个作为比较国家之间相同和差异程度的评估基础，显然可以的。
相似的，Tsui和Farh (1997)认为西方关系的人口统计变量和中国的关系是相关却又截然不同的概念，它们分别区分了一系列的能够影响组织成员之间的态度和行为的人际关系或连带。这些作者坚称，对于关系和它们对组织的影响的研究可以通过整合概念背后的理念而更为丰富。Tsui和Farh为中国和西方在人际关系理念的潜在操作上的对等性做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他们所关心和关注的焦点在于通过揭示概念背后所存在的维度而证实这些观点。
许多跨文化的心理学家曾经提出操作化开发的类似路径，有些还相当具体。对于各种曾经使心理学测验应用于其他文化情境中的方法，为了比较的目的评论说，“除了文化比较的个人构念，创建一个包括主要文化独特性领域的详细目录可能是必要的”。换句话说，他们建议对文化特殊性和文化普遍性维度以及它们的再组合形成的新目录进行辨别。Smith等(1989)为重构和重新组合这里提出的操作性指标(此例即对领导风格的衡量)的尝试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这些作者的目的是使用比以前在比较性领导研究中所用的项目更精确、范围更广的题目，以在领导风格的通用特性和与不同国家情境下的文化规范相一致的独特行为之间做足够的区分。
来源：本文节选自Child J. Context, comparison, and methodology in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9, 5(1): 57-73.版权归作者所有！
作者简介：John Child :从剑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他担任伯明翰大学的商业专业主席。他在1989-1990年间担任中欧管理学院的院长和主管，并在其后担任剑桥大学的Diageo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化和新的组织形式。他的近期著作是《组织:当代的原则和实践》、《合作战略》和《企业共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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